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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地外智慧发信:METI早期思想与实验简史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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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仰望星空的历史与文明本身一样悠久。夜空既能带来敬畏与惊奇,也会让人感到自身渺小,同时激发想象、希望与联结感。然而,在漫长的观测史中,人类从未看到过“像我们这样的生命”存在于别处的迹象——这种沉默后来被称作“大寂静”。随着射电天文学和太空时代的到来,科学家开始追问:在倾听宇宙之余,人类是否也应该主动呼喊?这就是METI——向地外智慧发送信息——的由来。本文回顾这一实践早期的思想与实验。

从“大寂静”说起

长期以来,天文学让人类认识到自己在宇宙中微不足道,但宇宙的巨大、古老和物质丰富也令许多人相信,地球上的生命不应该是唯一的例外。可现实是,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地外生命或文明的任何确凿证据。这个反差后来被称作“费米悖论”。不过,作者特别指出,这个名称并不准确:它既不是费米正式提出的,也未必是一个严格的逻辑悖论,而更像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。

这种困惑建立在几个观测事实上:首先,宇宙极其巨大,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960亿光年,甚至可能无限延伸;其次,宇宙里满布天体,已知星系超过2万亿个,恒星数量可高达100万亿颗;第三,宇宙非常古老,根据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,大爆炸发生在约140亿年前;最后,生命所需的元素无处不在,碳、氢、氮、氧、磷、硫以及水、甲烷、氨等化合物在宇宙中普遍存在。既然条件如此充分,为何“大寂静”依然存在?

费米的追问

1950年,美籍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·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午餐时,与同事谈论当时层出不穷的UFO目击事件。席间,他忽然问道:“大家都去哪儿了?”经过粗略推算,费米和同事们认为,如果星际旅行在技术上是可行的,并且文明有动力去做,那么地球早就应该被访问过许多次了。

此后,物理学家迈克尔·哈特和弗兰克·蒂普勒在1975年至1982年间发表系列论文,提出“哈特-蒂普勒猜想”,认为费米悖论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解决,那就是地外生命根本不存在。卡尔·萨根等人则反对这种逻辑,认为人类没有听到地外文明消息的原因可能有很多,“没有证据并不等于证据不存在”。现代意义上的费米悖论由此归结为两种可能:要么地外智慧不存在,要么存在某种特殊原因,使它们无法被我们探测到。

从SETI到METI:术语的演变

历史上,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严格区分“倾听”和“发送”。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弗兰克·德雷克在1960年主持了第一个SETI实验“奥兹玛计划”,又在约14年后参与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METI实验“阿雷西博信息”。科学传播者卡尔·萨根同样深度参与早期SETI,后来又与德雷克合作,创作了阿雷西博信息、先驱者号金属板以及旅行者号金唱片。

“主动SETI”这个说法直到2005年才出现,用来描述向太空发送、意图让地外智慧接收的信息。2006年,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·扎伊采夫提出“messaging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”一词,即METI,以区分主动发送与被动搜索。他在论文中写道:SETI研究如何寻找外星人的消息,METI研究如何创造给外星人的消息。SETI科学家只能回答“主动发送是否合理”这样的局部问题;而METI追求更宏大的目标——克服宇宙中的“大寂静”,向地外邻居送上那句期待已久的宣告:“你们并不孤单!”

为什么要发送信息?

2011年,扎伊采夫在《METI的理由》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项实践的动机。他引用美国雷达天文学家史蒂文·奥斯特罗尚未正式发表的设想:在月球背面建造一座强大的全向无线电信标。奥斯特罗写道:“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,给予比接受更好,针对大寂静的战争必须从家里开始。”扎伊采夫还提出了他所谓的“SETI悖论”:先进文明从太空里只能听到一片寂静,因为每个人都在听,却没有人发送。他也指出,此前的SETI项目花在倾听上的时间,比METI实验用于发送的时间长数百倍。

更重要的是,扎伊采夫认为星际通信可能带来巨大的文明收益,而被动等待可能使文明陷入孤立,最终导致灭绝。他提到,塞巴斯蒂安·冯·霍纳在1960年代便指出,“冷漠”或“失去兴趣”是先进文明可能灭绝的真实原因。他说,生活在强制自我隔离中、像潜伏者一样的文明,注定消亡。读到这里,熟悉刘慈欣《三体》三部曲的读者自然会想到“黑暗森林”假说。事实上,主动广播是否安全,正是后来关于METI伦理争论的核心问题。

早期实验:从高斯到“火星电报”

历史上第一个“主动SETI”设想通常被归功于19世纪德国数学家、天文学家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高斯,尽管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仍有争议。1820年,高斯提议在地球表面绘制一幅表示勾股定理的图形——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三个正方形——其尺寸要大到能从月球或火星上看见。这相当于用数学语言向地外生命发出信号。

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,受意大利天文学家乔瓦尼·斯基亚帕雷利启发,人们进行了多次试验。斯基亚帕雷利在观测火星时注意到一些模糊的线性特征,称之为“canali”,意思是“水道”。他借用古典时代的古代海洋与河流为之命名。然而,“canali”被误译为“运河”,引发公众和科学界对火星文明存在的极大热情。帕西瓦尔·洛厄尔在19世纪末大力推广这一观念,甚至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建造天文台,专门绘制他相信存在的运河网络。

于是,人们开始尝试与想象中的火星文明联络。1909年,雨果·根斯巴克在《现代电学》杂志发文说,每当火星冲日,就会有一批发明家把注意力转向“给火星发信号”这个时髦问题。同年,哈佛大学天文学家威廉·皮克林提议在沙漠中建造一套耗资1000万美元的机动同步镜面系统,用闪光向火星发送信号。这个被称为“镜子计划”的方案,希望通过观察是否有回光来判定火星上是否存在智慧生命。

1928年,英国律师休·曼斯菲尔德·罗宾逊发起了“火星电报”。罗宾逊相信,自1920年代初,他就与一位名叫奥玛鲁鲁的火星女性保持心灵感应。实验从伦敦拉格比电台发送电报,波长为18240米,内容包括三个据称来自火星语言的词:“Opesti, Nipitia, Secomba”,后面跟着“Mar la loi de Earth”,意为“地球向火星致爱”。电台还按照他的要求,将接收天线调谐到30000米波长,因为他坚称这是火星人偏好的波段。

就像最早的SETI一样,这些早期METI实验都很朴素,目标仅限太阳系内最近的星球,而且反映了当时公认的看法:火星和金星上有人居住,并且拥有文明。

结语

回顾这些早期尝试,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:从高斯希望能在地表画出数学图形,到20世纪用镜面阵列和无线电波呼叫火星,人类始终渴望跨越星际距离,让别的世界知道我们存在。METI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进的,它交织着科学、误解、想象力与探险精神。更重要的是,它留下了一个至今仍未解决的开放问题:当宇宙如此沉默时,是因为没有人在听,还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开口?阿雷西博信息之后的故事,将在下一部分继续讲述。

原标题:A brief-ish history of METI. Part I: Early ideas and experiments。 来源:phys.org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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